A.10
B. 20
C. 15
D. 5
第1題
1.題目應在答題卡上作答,在題本上作答的一律無效。
2.監考人員宣布考試開始時,你才可以開始答題。
3.監考人員宣布考試結束時,你應立即停止作答,將題本、答題卡和草稿紙都翻過來留在桌上,待監考人員確認數量無誤、允許離開后方可離開。
4.特別提醒你注意,所有題目一律使用現代漢語作答在答題卡指定位置,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5.嚴禁將題本、答題卡帶出考室!
二、給定資料
1.2009年9月8日,上海白領張軍(本名張暉)在去往公司開會的路上搭載了一位聲稱胃疼的陌生男子。“一開始他說,師傅帶我一段吧,然后我說我是私家車,不帶人的。我這樣跟他說,然后他接下來說我肚子不舒服,胃有點疼。他說就在前面一點點,然后還說我給你錢。然后我跟他說,我說那我只能帶你一點,不要你錢。”據張軍回憶,張軍將這位男子帶到目的地的時候卻遇上了完全沒有想到的結果。原來那名路人是閔行區城市交通執法大隊的“鉤子”,專門誘人入甕的。下車時,該名“鉤子”把錢放到車上,然后強行拔掉張軍的車鑰匙。車外,來了七八個身著制服的人,將張軍拖出車外。當時他第一反應是碰到強盜打劫了。他想打電話報警,電話也被搶走。張軍稱自己被雙手反扣,還被卡住脖子,被搜去駕駛證和行駛證。對方告訴張,他們是交通執法大隊的人。之后交通執法大隊認定張軍為載客“黑車”,屬于非法營運,罰款1萬元,還要張軍還支付了200元的代駕費。
此事首先被網上《無辜私家車被以黑車罪名扣押,扣押過程野蠻暴力》的網帖爆料,之后兩周有相似遭遇的人先后找到張軍,講述了自己類似被“釣魚”執法的經歷,多數發生在2009年9月14日、15日、16日、18日。 受騙車主多為公司上班族,有兩人為私人老板司機。欺騙他們的“鉤子”各出奇招,有說“家人出車禍急著趕去”,有扮成急著要生孩子的孕婦,甚至還有“鉤子”一手吊個鹽水瓶去攔車的。至于故意要給他們路費、強拔車鑰匙、“扭住胳膊”帶離小車、扣車及罰款萬元等“釣魚”流程和張軍遭遇一致。
2.無獨有偶,來上海打工的孫中界也遇上了同樣的事。2009年10月11日,18歲的孫中界從河南柘城老家坐了十幾個小時的汽車,來到上海,“來的前一天剛在家里干完農活”。他的目的地,是上海龐源建筑機械工程有限公司,在那里,哥哥孫中記為他謀取了一份司機的工作。
14日傍晚,上班第二天的孫中界送完工友,把車開到附近的魯匯加油站加油,接到公司電話,要去附近的航頭鎮接人。路上有一個男人以到航頭有急事為由,上了他的車,請孫中界帶他一程。孫中界覺得他很可憐,但是想起前不久在報紙上剛看過的“釣魚”事件,孫中界不由得問道:“你不會是釣魚的吧?”
那人回答:“我是攪拌站工作的。”這句話除去了孫中界心中的不安。
車快要開到羅賓大橋,孫中界左邊突然有一輛面包車靠了過來,逼得孫中界不得不停車。這時,坐在車上的黑衣人,從褲子口袋掏出一張10塊錢往車上一扔,孫中界還沒來得及說“不要錢”,那人右手已伸過來拔車鑰匙,左腳猛踩剎車。孫中界傻了,一個念頭在心中冒起:“我遇到搶劫了?”
單位的車,孫中界當然不愿被人拿走車鑰匙。在和黑衣人的爭搶過程中,孫中界抓住他的手搶鑰匙,結果,褲子被對方劃了一道大口子。旁邊面包車上,突然竄出幾個人,把孫中界拉出了車,孫欲掏出手機報警,手機又被搶走,緊跟著被按進了另一邊停著的依維柯。
孫中界發現還有兩個人遭遇了同樣的情況,結果他們3人都被定為非法營運黑車的車主,面臨萬元左右的罰款,車被暫時扣留。
3.上海城市交通執法大隊的釣魚執法,觸及到了人們的道德底線。釣魚執法,英美叫執法圈套(entrapment),這是英美法系的專門概念,它和正當防衛等一樣,都是當事人無罪免責的理由。從法理上分析,當事人原本沒有違法意圖,在執法人員的引誘之下,才從事了違法活動,國家當然不應該懲罰這種行為。這種行為如果運用不當將致人犯罪,誘發嚴重社會問題。釣魚執法是政治摧毀道德的必然表現。
行政執法中的“釣魚執法”,與刑事偵查中的“誘惑偵查”,或者叫“誘惑取證”類似。
世界各國執法機關也都使用類似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癮君子向毒販購買毒品。但“誘捕”有著嚴格的控制要求:第一,誘捕對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經掌握其部分證據;第三,誘捕時的事實不作為犯罪證據。也就是說,所設之套本身不能成為違法犯罪的證據。
大陸法系國家對此也有嚴格限制,日本法律禁止執法者為了取證,誘惑當事人產生違法意圖,因為這是國家公權侵犯了當事人的人格自律權。
4.在執法經濟的利益誘惑之下(比如查處毒品按數額獎勵、查處黑車和賣淫嫖娼、賭博等按罰沒款提成等等),我們的“釣魚執法”大有在行政執法和刑事偵查領域泛濫成災之勢。
連日來,新華網記者針對上海等城市接連發生的“打黑車”執法爭議事件,就相關情況進行了追蹤核實,發現一些地方確實存在“釣頭”和“釣鉤”,其“釣魚”內幕觸目驚心。
一名自稱做過“釣頭”的女性對記者透露,一般來說,一個區域大致有一兩個“釣頭”,“釣頭”手下有20個左右“釣鉤”。開展集中執法行動之前,交通營運執法部門的負責人會與“釣頭”接頭。一星期開展一次集中行動,每次都能抓200輛左右黑車。執法部門與“釣頭”談好,抓一輛黑車給500元,200元“釣頭”自留,200元給“釣鉤”,另外100元是給執法人員的回扣。“釣頭”和“釣鉤”之間一個月結一次“工資”。一個成熟的“釣鉤”,月收入少則兩三千元,多則五六千元。而“釣頭”每個月能凈賺1萬元至2萬元。
干這行也是有風險的。2008年3月上海奉賢區一位“黑車”司機被所謂“女協查員”帶人“執法伏擊區”之后,當著執法人員的面在車內用刀捅死“女協查員”。以前上海還發生過黑車司機為泄憤綁架所謂“倒鉤”的事件。
5.在執法經濟的利益驅動下,“釣魚執法”呈不斷向社會擴充“執法力量”之勢,提成機制讓有關部門公然在社會上“招聘”大量“鉤子”,也就是所謂的“協查員”乃至“有正義感的社會人士”。他們敗壞了“正義”和“正義感”的名聲,使社會誕生出大量不從事生產性、創造性勞動的寄生蟲,也使法律、公權力的公信陷于崩潰的危險邊緣。
從這個利益鏈條中,我們看到,利益的始端和源頭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給交通執法部門經費或所給經費很少,不足以維持部門生存,而是寄望于其創收;中端是執法部門,執法單位創收多少與單位和領導的績效考核掛鉤,創收得越多,單位提成和政府財政返回得就越多,領導和員工的獎金、福利等也就越多;末端是執法人員,單位又將創收任務分解給每一個執法人員,并與個人獎金、福利、考核、提職加薪等掛鉤。這樣就在地方政府、執法部門和執法人員之間結成了一個公權力與私利錯位糾纏的利益共同體,共同體及其成員的目標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而且現在執法部門法治意識淡薄,特權思想嚴重,想咋干就咋干。由于利益的驅動,更不把法律當回事,以致知法犯法、以罰代法屢禁不止。
1996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雖然有這樣的規定,“任何行政部門都沒有權利私自處理罰沒款,都要上交國庫”,但各地財政一般會按40%到50%的比例將罰沒款返還給行政執法部門,有關部門再按照四六或五五的比例返還給各分支機構,此辦法被俗稱為“兩次五五分成”。這就等于是政府及其職能部門與個人聯手設套盤剝司機。面對如此強勢對手,絕大多數司機除了乖乖挨罰,哪有半點回手之力?
6.“釣魚”執法的行為本身也被法學家們質疑,北京大學法學院行政法專家姜明安教授認為,行政執法要符合國務院2004年頒布的依法行政原則,合法、合理、程序適當、誠實守信、權責統一,不能采取預謀設圈套方式執法。
人民大學法學教授楊建順認為,行政法強調取證的正當性,要求客觀、全面調查,調查取證的手段要注意合法。依據國家政策,打黑車有其合理性,但打黑車采取“以惡治惡”方法不可取,打擊時要將打擊黑車和好意搭乘嚴格區別開。
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應松年教授質疑,對“非法運營”法律上無明確界定。而在西方國家,為節省能源,政府還推廣拼車行為。如果幫助路人也算“非法運營”,以后有病求救誰還敢停車。應松年教授認為“鉤子”拔鑰匙行為是一種強制行為,強制行為須有法律授權。他似乎在配合執法,但若無法律授權,那與搶劫有何區別?協管人員和鉤子似乎都參與了執法,需要明確執法主體。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認為群眾可以取證、錄音、舉報,但拔車鑰匙等采取行政強制措施行為一定要有合法的行政授權,不能隨意委托別人去做,更不能以市場方式,協助抓一個車給多少錢。
北京市律師協會刑法委員會委員戴福律師說,行政領域的釣魚執法,最早來自刑事偵查中的誘惑偵查。所謂誘惑偵查,就是指偵查機關以實施對嫌疑人而言有利可圖的行為為誘餌,暗示或誘使其實施犯罪,待犯罪行為實施后將其抓捕。誘惑偵查也叫警察圈套,是刑事訴訟中的一種特殊手段。誘惑偵查如果運用不當將致人犯罪,誘發嚴重社會問題。
故各國都不約而同地對誘惑偵查進行在法律上作了嚴格的限制,被限定只用于諸如毒品犯罪、網絡賭博犯罪等取證困難、危害嚴重的特定犯罪。在我國刑事訴訟
第2題
要求:全面準確,條理清楚,簡明扼要,語言流暢。不超過300字。
資料6中說:“一座城市,看得見的,是面子;看不見的,是里子。”資料1中說:“一個城市發展不能只重面子,不顧里子。”根據給定資料,談談何為城市的“面子”,何為城市的“里子”?二者是何關系? 要求:理解準確,分析恰當,條理清楚,文字簡練。不超過250字。
資料7集中介紹了國外井蓋管理的做法。這些做法,為我們提供了哪些有益的啟示?
要求:內容確切、全面,分析恰當、合理,語言流暢、簡潔。不超過250字。
資料8中說:“下水道作為城市的良心,井蓋作為城市的名片,既是檢驗城市公共安全和公民幸福指數、城市是否宜居的重要尺度,也是檢驗城市管理者有無智慧和人本情懷的重要尺度。”請結合給定資料,以《“城市名片”與“城市良心”》為題目,寫一篇議論文章要求:見解深刻,主題突出;結構完整,條理清晰;語言流暢,字跡清晰。不少于1000字。
請幫忙給出每個問題的正確答案和分析,謝謝!
第3題
第4題
l、監考老師發給你的測試材料分為兩部分:試題本和答題紙。
2、測試開始前,請在試題本和答題紙上指定位置先填寫好自己的姓名、準考證號等內容,然后再開始答題。
3、申論考試與傳統的作文考試不同,是分析駕馭材料能力與表達能力并重的考試。作答參考時限:閱讀資料40分鐘,作答110分鐘。
4、仔細閱讀給定的資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答題要求”依次作答在答題紙指定位置上。
5、監考老師宣布考試結束時,應立即停止答題,將試題本和答題紙留在桌上,然后離開考場。不得將試題本帶出考場。
6、特別提醒:
a.答題時請認準題號,避免答錯位置影響考試成績。
b.所有試題一律使用現代漢語作答。必須使用鋼筆或圓珠筆,在答題紙有效區域內作答,超出答題區域的作答無效。嚴禁折疊答題紙!
二、給定資料
1.2008年夏天,上海一篇滿分的高考作文《他們》引起了廣泛的熱議,專家稱這是上海近年來高考中難得一見的佳作。
在城市的盡頭,沒有繁華的街市,閃亮的霓虹;在城市的盡頭,只有破舊的棚戶區,有飽經生活風霜的生命;在城市的盡頭,有他們這樣一群人。
讓我怎樣稱呼他們?外來務工人員子女?農民子弟?亦或是農民工二代?不,我不想用這些冰冷的名字稱呼他們,我多想叫著他們帶著泥土氣的乳名,拉著他們的小手,走近他們的生活……
他們從小生長在故鄉的青山綠水中,純潔的靈魂在田野里抽穗拔節。在山野的風中,他們奔跑著、憧憬著。風從田野中吹過,吹進了城市,為了生計,為了未來,他們跟從父母來到了城市,在城市的盡頭扎下了根。于是習慣了青山綠水的雙眸第一次觸碰到了高樓大廈、車水馬龍。他們不知道怎樣穿過六車道的馬路,小小的手指怎么也數不清寫字樓的層數,繁華的現代文明不曾給他們帶來任何快樂。這一次,卻在心上烙下了深深的痕跡。
他們背起書包,小心翼翼地融入城市的生活。可是卻在“城市人”異樣的眼光中,第一次明白了戶口與暫住證的區別。他們都是父母心頭的寶啊!卻過早地承擔了不屬于這個年齡的負擔。
放學回家,他們做好簡單的晚飯,父母還在工地或菜場上勞作;午夜醒來,淚眼中城里的星空沒有家鄉的明亮;悄悄許愿,希望明天他們的打工子弟小學不會因交不出電費而被查封……
然而,在他們日益長高的身體上,我看到了他們的成長。記得一位記者問一個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學成后是否會回到家鄉時,小姑娘毫不猶豫地說:當然,一定回去!那一刻,我差點落下淚來,為他們的成長。
記得那年春晚他們稚氣的宣言:“我們的學校很小,但我們的成績不差”“我們不和城里的孩子比爸爸”“北京的2008,也是我們的2008!”他們逐漸成熟,告別昨天的羞怯,開始迎接新的一天。
雖然,他們還在為不多的學費而苦惱;雖然,學校還是交不上水電費;雖然,還有好多體制還不夠完善……雖然有好多個“雖然”,但是,只有一個“但是”就足夠了,已經有好多視線轉向他們,他們正在茁壯地成長。
太陽從地平線上升起,照亮了城市的盡頭,照亮了他們的生活。
他們,終將會成為我們。
2.11歲的湖北小姑娘蘭蘭幾年前跟著打工的父母,在沿海某城市打工子弟學校讀書,因為交不起借瀆費,再加上公辦學校學位滿了,蘭蘭一直無法得到較高質量的教育。無奈之下,今年春天父母又讓她回到老家上學。蘭蘭又從流動人口子女變成了留守兒童,過起了跟父母“分居”的日子。來自中央有關部門的最新數據統計表明,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農民工總數已達到2.1億人。數以千萬計的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成為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相關數據顯示,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是個相當龐大的群體,堪稱和平時期人類規模最大的人口流動,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也隨之凸顯。一方面,農民工子女受戶籍制度限制,難以享受到和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資源;另一方面,由于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相關政策還沒有充分落實,仍存在很多障礙,相當一部分農民工把子女留在農村,形成了大規模的留守兒童群體。我國是一個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社會,正處于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中,大量人口從農村流人城市,流動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難題已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3.從20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流動人口出現“家庭化”趨勢。據公安部等相關部門的數據顯示,2007年北京市總人口數量已經突破1700萬,其中流動人口超過510萬,約占總人口數的三分之一。另據北京市教委統計,截至2006年暑假前,全市流動人口中適齡兒童少年共計36萬余人。
在這個大背景下,一批民辦打工子弟學校應運而生。靠著低廉的收費、簡單的入學手續、地處農民工聚集地等優勢,打工子弟學校日益增多。然而,校舍、交通、食品衛生等安全隱患,使其成為有關部門取締的對象。
對于城市流動人口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問題,國家已經確立了“以流入地為主、以公辦學校為主”的原則,但目前仍然有相當數量的流動人口子女因各種原因難以進入公辦學校,而選擇到打工子弟學校就讀。在經歷多次“取締風暴”之后,打工子弟學校的數量依然呈攀升趨勢。
打工子弟學校的強大生命力源自“市場的需求”。日前,北京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針對北京6所打工子弟學校的100名學生和68名家長進行了問卷調查,有76%的被調查學生表示“喜歡打工子弟學校”,受調查的家庭中有79.7%是夫妻雙方在外地打工,67.2%因家中無人照顧和43.3%擔心孩子得不到良好教育的父母,選擇把孩子帶到城市受教育。
幾乎所有受訪家長都希望“把孩子送到公辦學校就讀”,但問起如果打工子弟學校被取消,父母將如何安置孩子時,超過50%的人表示會將孩子送回老家上學。為何家長放棄送孩子進入公立學校就讀呢?為什么不選公辦學校?
北京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調查發現,有67.7%的人因“公辦學校不招收外地進京人員子女”和“孩子在公辦學校受歧視”而被迫選擇放棄送孩子到公辦學校就讀。
“這個答案似乎與國家政策不一致,卻是真實情況。”“打工妹之家”有關人士長期負責流動兒童教育項目,據了解,公辦學校限于校舍面積、教師數量等問題,首先要保證本地學生能夠享受到教育資源,于是設立了一系列“門檻”控制外來流動人口子女的入學數量,如“入學資格考試”中語文、數學要達到90分以上,家長要出具“五證”——戶口本、暫住證、務工證明、居住證明、戶籍所在地無監護人的證明,以及成為潛規則的“贊助贊”……很多家庭無法負擔這些社會成本,送孩子進入公辦學校就讀便成為一種奢望。
4.據廣州市教育局統計,共有四十多萬外來工子女在廣州市各類中小學接受義務教育。國家政策支持鼓勵城市將外來工子女逐步吸納進公辦學校,但是目前政策落實還不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階段推進。根據廣州市相關規定,目前外來工子女在廣州農村入學免借讀費,在廣州城市入讀義務教育需繳納500元/月的借讀費。廣州市教育局最新統計,截至2007年年底,共有43.025萬外來打工子女在廣州市各類中小學接受小學和初中教育,其中近30萬分布在各類民辦學校,只有約l/3在公辦學校就讀。如果將這30萬學生“消化”掉,至少還需要新建幾百所公辦學校,學校用地、師資等都成問題,決定了這是一項需要逐步推進的工程。
5.目前我國城市流動兒童少年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來接受教育:一部分在公辦中小學借讀是流動兒童少年就學的主要形式。流入地學校參照當地政府撥款作為收費標準,吸收流動兒童少年自發借讀。學校安排兒童少年插班學習或單獨編班。全國大約有70%的流動兒童少年在流入地的公辦中小學借讀,他們和城市里的孩子們一樣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如杭州市區流動兒童少年有66%在公辦學校插班就讀。但即便這些流動兒童能在城里的公辦學校上學,他們也只能屬于借讀生,所接受的來自學校和教師的關心與本地孩子仍然有所區別。
另有一部分流動兒童少年在民辦、私立學校就學。在南方一些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流動人口多以經商為職業,有些人一旦有了一定的經濟實力,他們希望子女能夠在符合國家辦學標準的民辦或私立學校就學,所以這些地區專門招收流動兒童少年的私立學校發展較快。
還有一部分流動兒童少年就讀于流動人口子女學校。由于在城市正規學校借讀需要繳納昂貴的教育費用,所以大部分流動兒童就讀于這類學校。這些學校數量多、發展快,就讀這些學校主要原因是其收費低廉,上海有三十多萬流動兒童少年在由外來人員舉辦的五百多所簡易學校中學習。
城市流動人口子女與同齡城市兒童相比,受教育的權利是不平等的。受教育權,是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也是公民享受其他文化教育的前提和基礎。一個人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無法上學,他就喪失了受教育權;如果缺乏教育的物質保障或法律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權也可能落空。這兩個基本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流動
第5題
1.本題由給定資料與作答要求兩部分構成。考試時限為150分鐘。其中,閱讀給定資料參考時限為40分鐘,作答參考時限為110分鐘。滿分100分。
2.監考人員宣布考試開始時,才可以開始答題。
3.請在題本、答題卡指定位置填寫自己的姓名,填涂準考證號。
4.所有題目一律使用現代漢語作答在答題卡指定位置。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5.監考人員宣布考試結束時,考生應立即停止作答,將題本、答題卡和草稿紙都翻過來留在桌上,待監考人員確認數量無誤、允許離開后,方可離開。
嚴禁折疊答題卡!
二、給定資料
1.幸福感是一種心理體驗,它既是對生活的客觀條件和所處狀態的一種事實判斷,又是對于生活的主觀意義和滿足程度的一種價值判斷。它表現為在生活滿意度基礎上產生的一種積極心理體驗,而幸福感指數,就是衡量這種感受具體程度的主觀指標數值。“幸福感指數”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國王提出并付諸實踐的。20多年來,在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的南亞小國不丹,國民總體生活得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關注。
幸福感與經濟發達與否或人均生產總值的高低似乎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在尚無統一、客觀的評價標準,也沒有規范并可量化的統計方法的情況下,關于幸福感調查的結果引起人們的爭議也是可以預見的。其實,所謂“幸福感”實際上是一種通過相互比較而得出的主觀感受,因而,對這類幸福感或幸福指數的地區排名大可不必過分看重,反而應該更加注重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所作的努力及取得的實際成效。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大幅度增加各級財政的民生投入可以說是市民幸福感不斷增強的堅實基礎。幸福感還與生態環境、社會治安、城鄉發展、生活便利與否等有密不可分的聯系。
2011年,中國民生指數課題組發布對全國發展水平不一的24個城市4800名居民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影響中國居民幸福感的19個因素之中,前五名依次為家庭和諧、健康、子女教育、生活安全和醫療服務。網民認為,這一調查結果反映出,政府應當為居民創造良好的社會保障條
件。也有網民提到,許多關于幸福的研究表明,在影響個人幸福的最重要變量中,前三項分別是就業、婚姻和教育。
2.不少網民認為,幸福感是全方位的,不僅僅是安寧的治安、優美的環境、富足的生活,還包括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等權利的行使。人民網“兩會”前夕轉引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的觀點認為,政府除了滿足公民的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之外,還要滿足民眾自由、平等的政治訴求。保障和實現公民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權益,人們才會有充分的生活幸福感。
將幸福感置于城市的語境下分析,在中國尤其具有特殊意義。中央黨校報刊社社長肖勤福說:“31年來,城市化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發揮獨特的作用,不僅工業化、市場化離不開它,而且信息化和全球化首先也以它為基礎。”
“十二五”期間,中國社會將發生一個非常重大的歷史變遷,即人口結構將由原來的農業人口占主導地位發展到城市居民占50%以上,中國進入市民人口占主導地位的時代。這意味著管好城市,就是管好了一大半人的幸福。但是,30多年來的造城運動,一個“快”字挑戰了幸福,一個“大”字挑戰了幸福。
3.亞里士多德說過:“人們之所以從鄉村來到城市,是為了讓生活更美好。”
2009年底,中國建制市已經達到668個,比1978年增加了475個,城市化率達到46. 6%,中國用3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的城市化里程,最近5年,城市化速度更是快中之快。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主任周為民憂慮城市的貪大:“我們發展最迅速的是‘城市’而不是‘城市化’,這樣導致的城市寬馬路、大廣場,人文景觀也被破壞,只剩下一些死的景點,與人的發展脫節。”
貫徹“以人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載力、解釋力和表現力的一個詞;城市化要以人為本,人類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自私享受。這樣就不會有盲目的過于快速的城市化,不會有貪圖政績的城市化,也沒有自私的城市化。
一些網民轉發題為《現代幸福觀不可或缺的新元素》的文章認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牽涉到現有利益格局,如政企關系、勞資關系、人與自然關系的變動和調整。這項艱巨復雜的社會工程,無疑需要通過順暢的公眾訴求表達和利益協調渠道來為社會減壓和“擺平”各種矛盾沖突。這種表達和協調的機制越健全,社會發生震蕩或不穩定的幾率就越低,公眾的幸福感也就越強。
還有一篇題為《民眾的幸福并不只關乎收入》的文章說,幸福并不只是物質上的滿足,還得讓公眾感受到社會的公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多數企業的職工根據自己的勞動生產率和企業利潤獲得相應的報酬,即便彼此之間有些差距,也是能接受的。如果有的企業職工僅僅靠企業的壟斷地位,就坐享其成甚至獲得更高的工資和獎金,那就嚴重影響到了前者的幸福感。
4. 2010年12月27日,2010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揭曉,杭州蟬聯最具幸福感城市,同時還獲得了最高榮譽獎——民生貢獻特別大獎。包括杭州在內的成都、長沙等10個城市以及江陰、宜興、長沙縣等10個縣級城市被評選為2010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
無論發達城市還是發展中城市,只要堅持以人為本的城市化和人本化的城市管理,就能夠給市民帶來幸福。2010年的主題為“創造幸福、享受尊嚴”,評價指標涉及人情味、交通狀況、醫療條件等20多個方面。改善民生,增進市民的幸福感,仍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城市發展的終極目的就在提升市民幸福感。幸福感是一個城市民生改善的活指標。
照理說,伴隨著城市的發展,人們的幸福感應該越來越強烈,因為人們可能享受到的優質資源越來越多。但事實并非如此,兩者的天平很不容易平衡,有時候城市發展了,人們幸福感可能反而降低。關于城市幸福感的討論已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熱門話題。在這些特大城市,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入托難、就醫難等諸多問題已經嚴重困擾城市居民的生活,有人給這些不盡如人意的表現起了一個簡單的名字:城市病。盡管杭州入圍了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榜單,但這些特大城市所表現出來的病癥,值得未雨綢繆,早思良策。
5.社會的發展,最終落腳點在于民生的改善。現在不少執政官員更傾向于把發展的標準體現在市民的幸福感上,這才是百姓真正喜聞樂見的。中國發展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一個人民滿意的社會”,這意味著對于各個地方政府的最終評價就在于人民的“幸福感”。
作為普通民眾,我們關心的是事關我們切身利益的民生信息。房價漲、菜價漲、油價漲,物價之漲節節攀升,物價頓時成了百姓的心頭之痛;而房價,也成了壓在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雖然國家出臺了限購令等諸多調控措施,但成效仍然比較緩慢。如何讓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嚴,或許不一定是只降低物價就能滿足,而是提高工資收入,讓百姓有能力去應對不斷上漲的物價,有尊嚴買得起也吃得起。國家在過去幾年中,也相繼提升了最低工資標準,但仍不能應對飛速上漲的物價。
“我爸是李剛”、“我爸是局長”……方方面面都有“大頭”罩著的敗壞社會風氣現象。我們現在面臨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公等各種問題都有腐敗的影子,因此,只有“殺霸氣、講公平、憑識才”才能讓百姓真正過上“幸福”生活。
對市民幸福感的持久關注,說明發展的視角從單純追求經濟功能,轉向同時注重城市的生活功能。城市具備一定的經濟功能,人們才有幸福可言,喪失了經濟功能的城市,幸福只能是空穴來風。然而過于追求城市的經濟功能,忽視了城市的生活功能,人們的幸福感則會受到傷害。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城市的GDP等各項數據上去了,但是人們并沒有從這些增長的數據中實現幸福感的提升,使得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和生活水準失去了應有的保障。
6.十七屆五中全會和“十二五”規劃建議釋放出淡化GDP指標的信號,也使得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國民幸福總值)這一概念的引入引起廣泛關注。關于“幸福指數”、“民生指數”的討論和報道,在學界與媒體界漸熱。
此前的幾個五年計劃均對速度提出了明確要求。對GDP增長速度的要求,讓中國經濟實現了快速的增長,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但是,一些新的社會矛盾卻產生了。GDP呈兩位數的發展,但是我們的人均收入始終低于經濟的增長速度。人民收入不隨經濟增長而同步增長,是民生問題之中很要害的環節。對居民收入增長的“不同步”,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在接受采訪時指出,2000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為65.5 %,接近2/3;而到了2007年,這一數字為57. 5%,下降了8個百分點,“也就是說,一年下降了1個百分點。”再輔之以不時出現的通貨膨脹,購買力嚴重下降,居民收入實際為“負增長”。
在各地GDP增長的同時,人民的幸福感卻越來越低,企業家的安全感越來越脆弱,不少精英人群移居海外。人民幸福感的減少,看似是一個現象,其實恰恰說明了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存
在一些問題。
7.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各級領導干部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努力做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此種檢驗,首當其沖的就是“不能僅僅看GDP數據的增長”,在考核上不能唯GDP馬首是瞻。“如果我們喝著污染的水,吸入著污染的空氣,吃的是污染的食品,這種GDP的增長對各級領導的政績無疑是一種諷刺,沒有任何意義。”
尤其不能忽視的是,“在城市,43.6 %的中低收入者買不起房,居無定所;占中國70%人口的農民,其收入增長越來越困難,農業發展的制約條件越來越多;各個地方出現的GDP增長,能否經得起這些群體的檢驗?”而為了發展GDP,不少地方出現了對資源的掠奪式開發。在資源開采上,采了肥的,棄了瘦的;開了大的,甩了小的;挖了淺的,甩了深的,“斷子孫飯碗”,對國家的長遠發展不利。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不能只是為了這一代人,甚至只是為了這一代的部分人,更甚至是為了某些官員的政績增長而影響了全民族的可持續發展。
當前,地方政府官員考核上存在的“唯GDP主義”,是導致地方政府單純追求GDP,不太重視環境保護和居民收入同步增長的重要原因。一些地方領導干部缺乏科學的政績觀,問題出在下面,根子卻在上面。很多年來,衡量干部的工作一直靠數據說話,有時一些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數字增長,也被當做了任用提拔干部的依據。
8.“十二五”規劃中未提及有關GDP增速的量性要求,有專家稱“這意味著以GDP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標的時代過去了”。但反對唯GDP絕不是片面強調“去GDP”化,而是需要我們更加關注GDP的質量和價值。要實現“民富國強”,發展仍然是我們的第一要務,這種發展不是簡單的“增長”、“速度”,而是可持續發展。
民生與GDP并不截然對立,高度重視民生并不是要全面拋棄GDP。GDP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實力的體現,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晴雨表,在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上具有一定的科學性。沒有經濟的快速發展,民生便無法更好地改善。今后我們仍然要將GDP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判斷依據,科學決策,準確發力。
GDP追求的畸重,源于民生建設的畸輕,源于沒有真正弄清楚我們所有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什么,以往我們只是將民生問題作為社會建設的一個方面來規劃、安排、部署,而現在從中央到地方,文件報告的指導思想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那就是將民生建設作為一條紅線,貫穿于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生態建設、社會建設等諸多方面,明確指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所有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要求各級政府的執政理念必須隨之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9.當普通大眾被住房、教育和醫療等新的“三座大山”壓得有些喘不上氣來時,一些地方積極探索,創新發展,實施了一些切實改變民生,提高群眾滿意度和居民幸福指數的地方性創舉。民生競爭,已經開始取代GDP競賽,成為引領地方政府競爭的新標向。
提高生活質量,提升人民群眾的幸福感,首先要改善民生,努力改善人民群眾的經濟狀況,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為此,要改變單純對追求經濟發展速度的“GDP崇拜”,主動調低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目標,要把更多的政策和資源投向民生,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促進由國富到民富的轉變,實現民富國強。要努力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人民群眾的社會保障水平,為人民群眾編織結實細密的社會保障網絡,優先解決人民群眾生存保障的基本權益問題,解除人民群眾的后顧之憂,讓廣大人民群眾過上體面尊嚴和有保障的生活。
必須注重人們的精神消費。要求人們的經濟活動不僅要創造物質財富,而且要創造精神財富,在物質生活資料不斷豐富的基礎上,人不再成為物的“奴隸”,而是能夠把更多的“閑暇”時間用來進行文化消費,邊娛樂、邊陶冶性情、邊獲得知識,通過各種教育和文化活動把娛樂和知識的獲取結合起來。人的消費除對物的消費外,教育消費、文化消費等精神消費將成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未來社會的消費,應該是人的消費過程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過程的合一。
必須努力以最小的資源環境代價謀求經濟社會最大限度的發展,以最小的社會、經濟成本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滿足人們的生態環境需求。人類社會的進步與人類得以生存的生態環境緊密相連。社會愈進步,人類對生態環境需求的質量要求也愈高。生態環境需求是隨著現代經濟社會進步而變化的自然需求,本質上也是一種社會需求。保護生態環境,發展循環經濟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科技革命,其目標是為了實現生態與經濟、社會與環境、人與自然界的和諧互補、協調發展。很顯然,經濟社會的進步發展與人們的快樂幸福的增加,與對生態環境的全面需求不可分離。
轉變政府職能,提高公共服務能力,讓廣大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社會政治經濟事務,實現自己的價值。規范權力運行與增加經濟收入一樣影響著幸福感。“權力規范、公共服務”是影響人民群眾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公正規范的行政行為,完善平等的公共服務,讓社會公平正義得到貫徹,人民群眾的幸福更加有保證。
民生、民主和民權與人民群眾的幸福感密不可分。因此,還必須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穩步推進民主政治建設,保障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使人民群眾感到更加幸福。
10. 2011年3月5日召開的全國“兩會”,“民生”、“幸福感”格外引人關注,是這次“兩會”中聽到最多的詞語。幸福指數已經成為2011年全國“兩會”的熱詞排行之首。
X代表團的委員說到,幸福指數是反映百姓生活能否達到小康水平的指標,提高百姓“幸福感”要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幸福感”在哪里?就在民生的不斷改善里,就在百姓的衣食住行里。“十一五”期間,我國農民種田交稅的歷史徹底結束,就業始終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位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實現全覆蓋。百姓在感受到國家邁向富強之時,也感受到自己生活的欣欣向榮。在新一個五年來臨時,百姓更期盼著能把抽象的經濟增長數據轉化成看得見、摸得著的“幸福感”。
X代表團的W委員則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最為關注。他認為,“民工荒”問題的背后是農民工有著全方位的要求,外來民工不僅僅是為了工資,更盼望著社會保障能夠提高,在教育方面更加公平,期待著勞資關系更加和諧,能夠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百姓的生活水平在提高,需求層次在提升。群策群力匯民智,民意民生最關情。春暖花開的季節里,一年的希望開始播種。政府工作報告對于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的部署,勾勒出了“十二五”期間向小康社會全面邁進的康莊大道。
11.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推進建設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需要從幾個方面著手:教育、就業等。收入、生活狀況,保障體系,健康與幸福指數的評估因素是高度一致的,將幸福指數的研究與我國解決民生、經濟可持續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宏觀社會、經濟、政治問題相結合,正是國內學者對幸福學進行研究的一個重要學術取向。十七屆五中全會強調“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GDP體現的是以生產力為本,GNH體現的是以人為本。毫無疑問,貫徹“以人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載力、解釋力和表現力的一個詞。
民生狀況改善的標準,不應該只是一組簡單的收入、消費增長數字,而是要看廣大社會底層民眾的生活質量是否真正得到了提高,幸福感和尊嚴感是否得到了普遍的增強,這才是民生建設最有力的見證。同時,也只有輕徭薄賦藏富于民,為今后的發展和建設鼓足后勁,我們的城市和社會才會更加美好和長久地繁榮穩定。
所以說,民生又是一面折射社會發展狀況的鏡子,需要我們的城市經營者不斷地照鑒,以便驗證、解決我們在規劃、建設中所遇到的不足及問題。
的確,有好多民生問題都是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垃圾處理、孩子上學、交通堵塞、供暖不熱等,也正是這些看似不難解決卻又很難根治的小事,在影響著我們城市的整體形象,這些都是反映一個城市民生狀況和發展水平的因素。
春風化雨,潤物無聲。民眾的熱情期待和代表的精心準備,無疑給了“兩會”一個良好的開局,城市建設和民生、民主及法制等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也相信每一份提案和議案,都是一份沉甸甸的民生答卷,都是為社會各階層各行業大多數人的利益發出的聲音。
三、作答要求
認真閱讀“給定資料1~3”,請概括出我國網民眼中的“幸福”主要包括哪些內容?(20分)
要求:全面、準確。不超過400字。
第6題
1.本題由給定資料與作答要求兩部分構成。考試時限為150分鐘。其中,閱讀給定資料參考時限為40分鐘,作答參考時限為110分鐘。滿分100分。
2.監考人員宣布考試開始時,才可以開始答題。
3.請在題本、答題卡指定位置填寫自己的姓名,填涂準考證號。
4.所有題目一律使用現代漢語作答在答題卡指定位置。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5.監考人員宣布考試結束時,考生應立即停止作答,將題本、答題卡和草稿紙都翻過來留在桌上,待監考人員確認數量無誤、允許離開后,方可離開。
嚴禁折疊答題卡!
二、給定資料
1.全國工商聯在京發布了被譽為“民企500強”的“2010中國民營企業500家”榜單。數據顯示,2009年“民營企業500家”營業收入總額達4. 74萬億元,同比增長15.24%,稅后凈利潤2179.52億,同比增長32.84%,增幅均超過中央企業。根據國資委公布的數據,2009年中央企業實現營業總收入126271.6億元,比上年增長6.4%;實現利潤總額8151.2億元,比上年增長17.1%。
2010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從行業分布來看,“2010民營企業500家”的行業布局仍然延續往年特征,建筑業、黑色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批發零售業企業數量分別為67家、63家和5l家,居入圍行業的前三位。從區域分布來看,東部地區入圍405家,占比81%。
全國工商聯公布的“2010中國民營企業500家”榜單是依據2009年民營企業全年經營情況調研得出的,排名前五位的企業包括:江蘇沙鋼集團、蘇寧電器、聯想控股、廣廈控股及新希望集團。其中,江蘇沙鋼集團是連續第二年成為“最賺錢民企”。
經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2009年,“民營企業500家”平均銷售凈利潤率達到4. 6%,比上年上升0. 61個百分點,已經基本恢復危機前(2007年為4.62%)水平。同時調查顯示,民營企業期待更多地進入壟斷性行業和戰略新興行業,在接受調查的“民企500強”中,有50. 6%的企業計劃在未來3年內投資制造業,有44. 2%的企業計劃投資房地產業,擬投資服務業、能源及金融的企業分別占28. 8%、23. 6%和22.6%。一位參與調查的全國工商聯人士對記者表示,服務業、能源和金融對大型民營企業有著較強的吸引力,這與國家放寬對民營行業準入政策有很大關系,民企對未來在這些行業發展充滿了期待。2010年初,國務院發布“新36條”,明確支持鼓勵民營資本進入金融、石油和電力等壟斷性行業。
2.從2005年國務院出臺“非公經濟36條”,到2010年出臺的鼓勵民間投資“新36條”,中央在政策上為放寬民間投資頻亮“綠燈”,為何一些民營企業仍抱怨找不到前行的“斑馬線”?
在一些領域,民企面前還橫亙著一道道嚴格禁止進入的“封閉門”,或看得見卻進不去的“玻璃門”,或進去了又不得不在非市場因素干擾下被迫推出的“彈簧門”——2011年“兩會”上,阻礙民營企業前行的“三重門”話題依然“熱度不減”。就是這“三重門”,導致相當部分民間資本缺乏有效的投資途徑,陷入“無路可走”的投資窘境。
2011年“兩會”上,全國工商聯石油業商會關注的重點是長期困擾民營石油企業的油源問題,呼吁向民營企業適度放開原油進口權。
這份關注的背后承載著國內上千家民營石油企業的期盼。目前,民營企業擁有全國加油站的“半壁江山”,銷售了全國1/3的石油,年煉油能力達到全國煉油能力的1/4以上。然而十幾年來苦于沒有原油進口權,生存環境堪憂。
民營石油企業的困惑并非特例。目前民間投資在傳統壟斷行業和領域所占比重不足20%,即便在壟斷領域占得一席之地的民間資本,其發展空間仍然受制。
擁有吉祥航空等產業的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均瑤集團董事長王均金說,由于長期的觀念禁錮和體制束縛,特別是缺乏相關配套措施,有關政策的貫徹落實情況并不樂觀,導致我國民間投資的發展依然面臨重重阻礙。
賺錢的實體領域難進,能進入的實體領域不賺錢,面對一個個難以逾越的投資“壁壘”,從“逗你玩”、“蒜你狠”、“姜你軍”到一波波“炒房炒地熱”,無處可去的龐大民間資本只得涌向賺錢快的“投機”領域,并引發去年物價“漲”聲一片。
“激活民間資本,首先要打破‘三重門’,否則擁有巨大潛力的民間資本,要么以儲蓄形式趴在銀行,無法投入實體經濟;要么一窩蜂進入投機領域,助推‘泡沫經濟’。”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富潤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趙林中直言。
一些代表委員指出,仔細審視民營企業遭遇的所謂“三重門”,很多并非法律及政策明確設置的“有形之門”,更多的是因為意識瓶頸、政策法規不健全、市場環境不透明等諸多原因而造成的“潛壁壘”。
“政府已經為鼓勵民間投資亮起了‘綠燈’,但還應盡早劃出‘斑馬線’,加快出臺有關細則。”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說。
對此,201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已經有所回應——要認真落實國務院關于鼓勵引導民間投資“新36條”,抓緊制定公開透明的市場準入標準和支持政策,切實放寬市場準人,真正破除各種有形和無形的壁壘……
Z省工商局出臺的《關于促進全省民營企業平穩較快發展的若干意見》共19條,也被稱為“新經濟政策”。政策規定,對一般性服務業企業降低注冊資本最低限額,除法律、行政法規和依法設立的行政許可另有規定的外,一律降低到3萬元人民幣。凡允許外資經營的都允許內資經營;凡允許本地企業經營的都允許外地企業經營;凡法律、行政法規未禁止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經營的服務行業和項目,都允許其經營。
同時,“新經濟政策”圍繞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對現代服務業、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在注冊資本、企業名稱、經營范圍、取冠省名、組建集團、認定品牌等方面放寬政策。如高新技術、農民專業合作社取冠省名的,注冊資本放寬到200萬元;文化、旅游、農業開發機構、中介服務企業和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科技型企業組建企業集團,其母公司最低注冊資本放寬到1000萬元,母公司和子公司合并注冊資本放寬到3000萬元。
“廣大民營企業最希望的是細則能比國務院的文件更詳細更有操作性,最擔心的是細則被打了折扣。”王均金建議,各級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門在制定相關細則過程中要多深入基層,多聽取企業的心聲。
“大銀行緊盯大企業,小企業難覓銀行。”全國政協委員、恒安國際集團總裁許連捷認為,一方面融資難問題仍困擾中小企業,另一方面稅費負擔偏重壓縮了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國家應盡快制定和出臺企業劃型標準,真正落實惠及小型微利企業的各項政策。
3.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取得的經濟成就與民營企業的發展密不可分,民營企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統計,全國已有3200多萬戶個體私營企業,解決了8000萬人的就業問題,我國民營企業總戶數已達800萬家,分別占全國企業總數99%、工業產值60%、工業增加值40%、實現利稅77%、出口額60%、城鎮就業機會的75%,民營企業的年產值增長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遠遠高于同期國民經濟增長速度。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是顯而易見的,它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特別是擴大城鄉就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民營企業的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著諸多問題。
民營企業的發展初期,在很大程度上得劐了政府的支持和幫助,這在一個曾經長期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一統天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是非常正常的,但卻使一部分成功的經營者因此而淡化了風險意識。四面出擊,盲目的多元化經營,過分的自信導致無法正確地評價自己,也無法正確地評價企業的成功。成功的經歷強化了個人英雄主義色彩,也導致了決策的經驗主義。設備科技含量低,技術改造的相對滯后,導致企業發展后勁不足,民營企業大多為勞動密集型生產企業,這種生產模式注定了企業不可能擁有高科技含量的生產設備和先進的生產技術。與此同時,民營企業由于其先天的原因,較低的員工素質也制約了企業技術更新的速度。
4.人們對民營企業的認識存在著一些影響民營企業發展的情況,如民營企業在融資等方面較之非民營企業存在著更多的障礙,尚未取得與國有企業一樣的待遇,融資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民營企業發展壯大的“瓶頸”。一些部門在履行其職能時,還存在著不能一視同仁的情況,“兩張臉”和“兩個標準”的情況依然存在;在服務收費、子女入學等方面往往被提高收費標準,得到特別“關照”。這些情況的存在,使得一些民營企業的行為短期化,投資愿望嚴重弱化。
我國目前的許多民營企業都選擇了家長式管理模式,管理體制主要表現為“家族”和“親緣化”特征,實行集權化領導、專制式決策,經營者既是資產所有者,也是資產經營者。當企業具備一定規模,家長式管理由于決策層和執行層界限模糊,缺乏“糾偏”機制,民營企業家的局限性、隨意性往往易導致企業經營決策失誤。
大多數民營企業家都非常重視人力資源,但現實條件下大多數民營企業卻面臨著嚴重的人才危機和信任危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企業家落后的“資本雇傭勞動力”觀念和強盜邏輯,認為員工和企業的關系只是勞動力的雇傭關系,很多民營企業家認為只要有高薪,市場上多的是優秀人才,而沒有從思想意識上真正重視過人才和他們的人格尊嚴。加之民營企業用人唯親的任人方式,使優秀人才難以真正融人民營企業,因此,他們通常持打工心態,只關心日艮前利益,對企業沒有認同感和長期扎根的觀念。
5.“中小企業需要那些跟自己企業對口、與企業貼心的銀行。”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楊區區長金興明就建議,分層次管理授信機構和貸款產品,建立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個性化服務的專營銀行,從體制機制上緩解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難題。
近年來,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下大力氣為中小企業融資鼓勁。據銀監會統計,截至2010年12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小企業貸款余額達到7. 27萬億元,占全部企業貸款余額的24. 01%。全年小企業貸款新增l8 394億元,較去年同期多增4771億元,增速比各項貸款平均增速高10. 37個百分點。“兩會”期間,來自銀行機構的多名政協委員也表示,商業銀行在信貸結構調整時要傾向中小企業,增加中小企業的融資比例。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邵志清則分析,中小企業融資難主要體現在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缺少途徑。上市的企業中,中小企業數量寥寥、比例很少,同時中小企業極難取得發行債券融資的資格。
顯然,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還需多渠道。“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建立健全中小企業金融服務和信用擔保體系,提高中小企業貸款規模和比重,拓寬直接融資渠道”。專家認為,大力發展債券市場,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滿足中小企業多樣化投融資需求,是解決中國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重要路徑。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表示,今年將加強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擔保,通過融資租賃、典當、信托等方式,切實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6.據統計,我國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2.9年。北京中關村“電子一條街”5000家民營企業,生存時間超過5年的只有430家,其余91.4%的企業已煙消云散;生存期超過8年的企業僅占總數的3%左右。
“據工商局統計,浙江1988年前注冊的私企共7260家,目前還存在的只有1078家;1989年注冊的私企1035家,目前只剩351家。”在2010年11月4日召開的“第四屆中國(浙江)民營企業峰會”上,浙江省工商局局長鄭宇民透露了上述統計結果。他說,“浙江省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偏低,只有短短7年時間。”這就意味著,浙江的民營企業每7年將自動“死亡”一批。
為什么會是7年?專家總結為“兩個二、三個一”現象,即一年市場進入期,兩年發展期,兩年高潮,一年衰落,最后一年快速死亡。進入快、發展快、后勁嚴重不足、死亡也快,是這些企業的真實描述。
對于“七年之說”,浙江通宇控股集團董事長陳曉青認為,也許制造行業的生存周期會更長一點,浙江臺州不少縫制設備企業都超過了7年。因為這個行業的生產周期比較長,往往一件
新產品從投入到生產需要兩三年時間,而大規模投入市場又需要兩三年時間。不過,他說那些只存活了7年甚至更短時間的縫制企業也不在少數。那些“短命”的縫制設備企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進入行業的最初動機就純粹是為了賺錢,進入門檻低,沒有品質保證和品牌策略,沒有長遠發展目標,大多以仿制和假冒產品作為行業的敲門磚。因此,速生速死對于這樣的企業來說是正常的。
“必然有一批企業倒下來,才能成就一兩個大企業的光榮。”陳曉青無可奈何地笑著說,市場的生存法則就是優勝劣汰。
而此時,通宇已安然走過了近20個年頭。不僅如此,通宇的B211電腦控制機電一體化縫紉機被英國皇家博物館收為珍品,著名電影《哈利?波特》演員的服裝由通宇縫紉機制作,世界著名品牌巴布倫、阿瑪尼等名牌也使用通宇縫紉機。這些都是通宇發展史上的幾個亮點。
“每個成長起來的企業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閃光點。”陳曉青認為,真正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不是這些表面上的光環,而是這個企業是否具備自主創新的精神以及行動。他說,制造業是個傳統行業,在自主創新尤其是技術創新上相比其他行業要慢了一個節拍,但市場不會停下腳步來等待企業“蝸牛”爬行般的摸索,縫制企業必須摒棄原來的那種不加消化的“拿來主義”,在超越技術層面上進行品牌創新、思維創新和營銷創新等多種創新方式的嘗試。
峰會上,不少專家也指出,“低成本競爭”增長模式一度是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普遍模本,而隨著我國經濟產業的整體發展,這一模式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創新已經成為了民企發展的唯一出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蔣正華認為,只有勇于自主創新、善于創新并持續創新,企業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在國際競爭和全球合作中占據主導地位。
7. 2011年5月16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全國總工會和全國工商聯,在江西省南昌市舉行“2011全國民營企業招聘周活動”啟動儀式,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的分會場與主會場同步啟動全國民營企業招聘周活動。
人社部副部長信長星出席啟動儀式并致辭。他指出,民營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國勞動者就業的重要渠道。從2005年至今,每年舉辦一次的民營企業招聘周,為全國的民營企業招聘人員和勞動者到民營企業就業搭建了一個服務平臺,發揮了促進就業、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積極作用。2008年以來,為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于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重要決策部署,民營企業招聘周又把高校畢業生作為服務的重點群體,活動的針對性、實效性進一步增強。6年來,累計約500多萬名求職者與企業達成就業意向,其中大中專畢業生達200萬人。這一活動受到國務院領導的充分肯定,也深受廣大高校畢業生和民營企業歡迎,已經成為一個頗具影響力的公共服務品牌活動。
據了解,今年各地有19.6萬戶民營企業參加招聘活動,提供各類崗位信息近297萬條。在江西南昌啟動儀式主會場有438家企業進場招聘,為求職者提供就業崗位2.6萬個,有6000多名求職者入場應聘。
中國工商聯最新公布的2010年至2011年度“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形勢分析報告”指出,大中型民營企業不斷規范企業管理、強化職工培訓,在吸引人才的同時也為社會培養了眾多人才;小型微型企業以創業帶動就業,為保障民生作出了貢獻。
8.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在2010年8月29日舉辦的“2010中國民營企業500家發布會”上表示:“民營經濟已經占到我國GDP50%以上,如果沒有民營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不可能實現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
黃孟復認為,民營企業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體,大型企業是中小型企業的龍頭,是市場的引領者。因此,大型民營企業不僅自身要轉變發展方式,而且還要幫助中小企業調整結構,大型民營企業是我國轉變發展方式的中堅力量。
據2010中國民營企業分析報告顯示,2009年我國民營企業中第三產業雖然占比相對較低,但相對于2008年出現了10%以上的增長,一些大型民營企業開始積極轉型,越來越多地涉足到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開發經營上。根據調研數據,民營企業500家中已有36家企業涉及生物醫藥產品的開發利用,有26家企業涉及太陽能、風力發電相關產品以及新型電池等新能源相關產業。黃孟復表示,在當前形勢下,民營企業利益關系明確,具有調整結構的內生動力和良好機制,更為重要的是,很多民營企業家勇于突破,敢于承擔風險,這將為企業轉型源源不斷地提供動力。
9.無論是“縣域經濟”、“塊狀經濟”還是“群狼經濟”,經濟學家很難用簡單的經濟學理論來解讀一個個方興未艾的“溫州模式”、“臺州模式”和令人矚目的“浙江經濟奇跡”。根據2006年底的統計數據,2006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浙江占203家,中國民營企業自主創新50強浙江占18家,均位居全國第一。
浙江是民營經濟大省,人均資源在全國居于后列,人均GDP卻在全國各省(除直轄市外)中居第一位,正是得益于蓬勃發展的民營經濟。當代浙江發展的軌跡,體現了“民為本創富、民為首創新”的恒久特性。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積極動員、配置了文化素質不高卻有著與民營企業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具備較強適應市場經濟能力和創新創業能力的廣大勞動者。浙江經濟發展模式的成功經驗就是率先進行市場經濟體制創新,極大地激發了廣大浙江人創新創業的積極性,掀起全民創業的熱潮,使一批批敢于開拓、勇于創新、善于創造、足跡遍世界的人才,在市場經濟的時間大潮中脫穎而出。“浙江商人遍地走,浙江產品遍地銷”,從資源小省,到經濟大省,再到經濟強省,浙江用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書寫了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的輝煌一頁。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浙江涌現出了四十多萬“敢為天下先”的民營企業家,三百多萬整合內外資源的營銷人才和成千上萬推動區域特色經濟發展的能工巧匠,構成了浙江三支龐大而特殊的人才優勢群體,支撐了浙江蓬勃發展的民營經濟。浙江經濟的飛躍發展再次印證了這樣的道理:經濟要發展,人才是關鍵。
三、作答要求
請根據“給定資料3~6”,概括我國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存在哪些問題?(20分)
要求:準確、全面,條理清晰。字數不超過300字。
第7題
在認真閱讀給定材料的基礎上,概括造成當前中國社會信任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要求:內容全面、觀點明確、條理清晰、語言準確,不超過300字。
第8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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